A- Lin in Wonderland

    　五四前夕，美國「自由之家」公布二○一一年新聞自由報告，台灣全球排名四十八，日本三十二，南韓七十，中國一八四。這四個國家從○八年到一○年的新聞自由排名分別是：○八年，台灣三十二，日本三十五，南韓六十七，中國一八一；○九年，台灣四十三，日本三十三，南韓六十六，中國一八一；一○年，台灣四十七，日本三十二，南韓六十七，中國一八一。可見台灣排名連續三年下滑，而且三年倒退十六名，幅度不可謂不大。

    　另外，根據《經濟學人》在○八與一○年公布的全球民主指數報告顯示，在有關公民自由（包含新聞自由）部分，在總分十分的得分中，台灣在○八與一○年均為九點七一分，高於日本連續兩年的九點四一分，以及南韓○八年的八點二四分與一○年的八點八二分，當然，更遠遠高於中國連續兩年的一點一八分。

    　在這兩項國際評比報告中，台灣新聞自由表現雖然所獲評價不一，但不論評比結果如何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卻是：台灣新聞自由近三年來確實已出現倒退跡象，而造成此一後果的罪魁禍首，卻並非一人一黨或一權，而是朝野皆然，更是行政、立法、司法與媒體所形成的四權共犯結構使然。

    　以行政權為例，ＮＣＣ因專業偏執而管制媒體的作為，比威權時期的新聞局猶有過之，不但動輒行政指導與重罰媒體，更以修法或立法的手段，企圖合法化干預媒體專業自主的行政作為，甚至還以可能的犯意而非具體的犯行來作為執照核發的依據，對新聞自由的戕害有目共睹。

    　另外，內閣因受制於社會團體的道德正確壓力，動輒大幅修改現行法律，例如《兒少法》等，將言論自由權益置於兒少權益之下，以立法來規範並限制媒體的專業運作，其結果也在不知不覺中摧毀了新聞自由的基石。

    　原本應該制衡行政權的立法權，在維護新聞自由上的表現也是一樣保守反動。立委不但不反對內閣道德至上的修法，有時更主動提案修法，加碼箝制新聞自由，甚至在ＮＣＣ都坦承不宜干預電視新聞時，竟有立委要求ＮＣＣ對電視台進行調查與撤照；「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與出版自由」，但立法院的表現卻完全與這項普世遵循的憲政精神背道而馳。

    　司法權雖是維護新聞自由的最後防線，但台灣司法官，從檢察官到各級法院法官，卻顯然也未善盡固守防線的責任。任何人祇要看看每年檢察官起訴了多少有關新聞自由的案件，法官又判決了多少新聞自由案件的被告有罪，大概都會得到同樣的結論：台灣司法官對新聞自由為何物，根本是一知半解甚至一竅不通。

    　如果司法官稍有新聞自由常識，就絕不會因政治人物基於政治鬥爭動機濫訟，而作出道德式的起訴或判決，金溥聰控告名嘴勝訴的案件，就是法官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的最新例證，這份判決書的內容更足以作為司法維護新聞自由的反面教材。

    　當然，號稱第四權的媒體也難辭其咎。自由之家今年降低台灣新聞自由評等，理由之一是媒體對政黨報導兩極化，但媒體對政黨報導兩極化其實並非錯誤，否則歐洲媒體豈不應該評分更低？台灣媒體的「假極端化」才是問題所在。

    　所謂假極端化，指的是故意誇大甚至捏造極端化的事實，台灣媒體，尤其是電視談話節目，近年看似藍綠涇渭分明，但其實都是違背專業的假極端化；以梅鐸的福斯新聞台為例，福斯雖是極右媒體，對民主與共和黨的報導也呈現兩極化，但對假極端化報導，連福斯也難以容忍，梅鐸最近與福斯收視率第一的首席名嘴貝克終止合約，就是因貝克的假極端化言論使然。

    　新聞自由很難得到卻很容易失去，如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與媒體四權彼此缺乏相互監督制衡的機能，甚至更互為共犯，新聞自由的倒退乃是必然。南韓新聞自由在自由之家報告中，從自由降級為部分自由國家，就是一個值得台灣警惕的例子；新聞要自由，四權都有責，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。

    　（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