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2011-03-24
  • 中國時報
  • 【王健壯】

 

     日本核災後十天,台灣社運團體舉辦了一場反核遊行,但這場遊行卻變調又變色,變成了某些人選舉造勢的政治遊行。

     主流媒體對反核遊行變質,報導得不多,但網路上卻是一片幹譙之聲:「去了今天的反核大遊行,恁祖罵祇有一個字:幹」,「核四被民進黨害得那麼慘,今天這場遊行被整碗捧去,到底是在衝三小?」當天也走在遊行隊伍中的段宜康,對有些人把遊行當成造勢閱兵場合,也在臉書上痛批:「臉皮之厚,行徑之囂張,實在令人瞠目結舌」。

     當天令人瞠目結舌的幾個場景包括:其一,遊行隊伍中不僅有大量綠營政治人物競選旗幟,甚至還有人在場販賣綠營紀念商品;其二,各環保團體全都落在隊伍後段,某參選人與某派系竟領隊前行;其三,政治人物搶著上台發言,但環團想要講話,卻被工作人員以時間不夠制止;其四,離核四廠不到一公里,辛苦自費跑上來的貢寮居民,在遊行時連麥克風的線都沒碰到;其五,大學生在路邊拿著「核四是藍綠共業」、「拒成政黨對立籌碼」的標語,並喊口號時,卻被拿著參選人旗幟的民眾大罵。

     用更簡單的話來說就是,這場遊行的主角(貢寮居民與環團)變成了陪襯政治人物的龍套角色,不但讓綠營政治人物占據了整個場子,也讓他們綁架並且消費了反核議題。

     政客綁架社運,其實一向是社運的夢魘。社運團體是社會的弱勢角色,尋求政治奧援甚至與政治勢力結盟,雖是必要之惡,但也常讓社運團體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兩難困局,堅持不尋求政治結盟,其結果是很難將社會力轉換為政治力,但過度依賴政治奧援,卻又可能喪失社運的自主性,甚至讓社運變成了政治附庸。

     台灣社運從八○年代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前,始終扮演的是推動民主轉型的主力角色,但社運團體與反對黨分進合擊的結盟關係,雖然創造了社運狂飆年代的許多成就,卻也種下了社運與政治勢力不對等關係的惡果。民進黨執政後與社運的疏離,社運團體批判民進黨背叛社運,就是這種不對等關係的後遺症,社運也為此而沉寂了多年。

     但二次政黨輪替後,沉寂的社運不但復活,社運的策略路線也出現了大轉變,尤其是發生在去年的幾場社運,例如大埔農地事件,白玫瑰運動,中科環評審議,以及反國光石化興建,都可以視為新形態社運的樣板。

     這幾場社運的特色包括:其一,高度的自主性,不但不依賴政治勢力的動員,甚至還公開拒絕政治人物的參與;其二,新形態的動員模式,臉書與網路的連署動員,動輒集結數萬人的參與;其三,另類媒體的宣傳方式,取代了傳統主流媒體的角色,也改變了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;其四,抗爭策略的改變,除了傳統式的上街遊行靜坐外,也開始運用法律訴訟的手段,以及嘗試使用像全民認股這類的環境信託策略;其五,運動的領導人與主要參與者都是社運新面孔,有些人甚至從未與政治沾過邊。

     但缺乏政治奧援的這幾場新社運,卻出乎意料地展現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力:內閣用「以地易地」決策處理大埔農地事件;行政與立法聯手推動《法官法》,來回應白玫瑰運動;法院撤銷中科環評審查結論;以及文化界與年輕學生大量投入反國光石化行列,都證明去政治化的社運,更有可能將社會力有效轉化為政治力,社運依賴政治的時代也應該宣告結束。

     這也是反核遊行讓人幹譙被政客挾持,並且令人憂心在走回頭路的原因。更嚴重的是,社運團體早已嘗過「被背叛的滋味」,但有些社運領導人卻似乎忘了歷史教訓,也無視於新形態社運的發展趨勢,仍然耽溺於舊形態的社運模式。

     日本核災讓全世界的反核運動找到了一個新的出發點,但三二○反核遊行卻是個錯誤的起步,即將在四月三十日舉辦的「向日葵反核大遊行」,乃是社運團體修正錯誤的一場遊行,否則,就像網路上有人所形容的那樣:非核家園到此為止。

     (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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